過渡 ‧ Masters

消失中的邊界

長久以來,深圳河區隔香港與內地,形成一道英國前殖民地與其邊陲大陸腹地之間的天然屏障,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得以河水不犯井水。每當香港人踏上橫跨深圳河的羅湖橋,每越過橋上的黃線,就意識到,已踏進了中國疆域——在黃線的另一邊,一切與自己熟悉的彈丸之地,有千差萬別。一九九七來到,鄧小平在一九七0年代末為統一台灣而提出的構思成為現實;而儘管美其名為「一國兩制」,而實際上,羅湖橋上那道黃線,依然將土地劃開了兩邊。

時鐘很快跳到 二0一七 年:隨着全國人大常委在十二月底授權內地人員到香港西九龍高鐵總站內執行內地法律,昔日的中港邊界日漸模糊;然而,這又被美其名為「一地兩檢」。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強調,一地兩檢符合中國憲法和特區基本法,並且擁有憲法依據,是重大的憲制性決定。他形容此為「一言九鼎」,不容置疑。香港大律師公會就此發出聲明,嚴詞痛批措施是「回歸後在香港特區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實施及法治精神。」

特首林鄭月娥旋即應聲反擊,指責大律師公會聲明反映「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一貫以來的精英心態和雙重標準,認為香港法律制度是至高無上,而內地一個十三億人口這麼大的國家的法律制度就認為是不對。」

林鄭本人也是香港大學畢業生,學成後跟隨不少前人的步伐,加入了前殖民政府晉身政務官,算得上是當時重點栽培的治港精英。林鄭與她的政務官同僚念茲在茲的規章制度和價值觀,亦是英國殖民者口傳身授的。他們與眾多精英和平民一樣,篤信香港制度和價值觀比內地優勝。即使主權回歸的事實已無可逆轉,他們仍堅持九七後的香港最理想的出路是萬事不變。

鄧小平的實幹作風最為人稱道,他深知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兩大原則最能夠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向香港人派出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和「馬照跑、舞照跳」的兩大定心丸,承諾把中港兩地分隔的邊界將會繼續存在。這種堅守兩個地域、兩個制度的作風,源於他深知境內外兩地存在着巨大差異;或者挑明點說,香港人是仍然不信任中國共產黨和內地制度,甚至認為國內連制度都無從說起。

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中國躋身世界列強之林,香港亦回歸了二十年,而中國共產政權卻對實施一國兩制感到掣肘重重。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和國威日益壯大,現代化策略施行有方,中國共產黨的管治威信達到了前未有的頂峰。正因此,北京對香港的人心未歸,感到不解和失望。香港最近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近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數量持續下跌,尤其是年輕人的認同度降幅更大。中央素來對脫離中國管治的抗爭感到不安,而香港的獨立思潮更是令它如坐針氈。北京的耐性已到了極限—— 二0一七年七 月習近平主席來港主持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慶典時,明確地為香港人劃下一條不可踰越的紅線,名之為港獨。

廿載過去,香港「一國兩制」一路走來好比一齣大戲。在社會民生上,中港社會融合的層面愈來愈廣闊深入,內地旅客湧進了香港,強大的消費力的確為旅遊相關行業帶來了繁榮。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計劃也為香港未來帶來蓬勃商機。在政治上,分離和排外漸成了過渡的代名詞。回顧一九八0年代初,當時香港在中英角力下前途未卜,中國雖窮困落後,香港人對獨立反是嗤之以鼻。倒是時至今日,中國終於在國際間舉足輕重,香港人的獨立思潮卻屢遏不絕,可謂一大諷刺。

無可否認,當時並沒有人將一國兩制看為一項簡單任務。按理說,一國兩制要成功,也是有例可循的事。有探討國家發展經驗的研究發現,一國的經濟自由度愈是成熟,政治自由度也會亦步亦趨,變得愈加寬鬆。循此發展軌跡,最終的演變是香港和內地在政經發展的距離會拉近,從而兩個制度之間的分野最後也會預期在 二0四七年前匯合為一。遺憾的是,至少現在看來,這些設想都是一廂情願。

中國的崛起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相比於極速冒升的硬實力,中國的軟實力一直是相形失色。近日,很多關注中國發展的人士和西方媒體,針對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發揮的「銳實力」提出警告。銳實力與軟和硬實力的不同,特點在於操縱和施壓。中國共產政權不但不利用軟實力讓香港人更坦然接受中國的身份認同,反而使用強權和「銳實力」的方式,彰顯中央位於特區之上的至高地位。最近北京面對香港法治、司法機構、傳媒和大學等風波上處處強管強治,在社會引發不少焦慮和議論。

「一國兩制」的實驗邁進了二十一世紀,惶惶不安的香港只抱有一個卑微的願望:但願那分隔着香港和內地的界線,永不消失。


楊健興
《眾新聞》的成立人之一,現任該中文網報主筆。他亦為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和二0一七至二0一八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過去曾於《南華早報》及《香港經濟日報》任職。現定期為香港政治和中國新聞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