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檔案的惆悵與想望 ── 李繼忠個展「無法憶起 怎樣到達這裏」

「絢麗的都不長久， 連察覺的時間也欠奉。」[1]

香港是一座失憶的城市。大伙兒為求搵食，任由城市發展推倒古蹟、也順帶推倒時間所凝聚的人情與社區。政府不設《檔案法》，得以肆意銷毀 13 多萬米長的文件，而官方號令所及，檔案處等記憶機關更板著一副諱莫如深、拒人千里的冷面。假若有關香港的檔案資料一一散佚，我們還認得出自己的面貌、記取香港何以為香港嗎?檔案資料可以告訴我們什麼香港經歷?

「檔案」包羅了形形式式的「歷史證據」，如商業合同、法案文件、地圖與圖則、口述歷史訪談、新聞錄像，又或立體建築模型等。「檔案學」更將不同媒介材質、不同類別的「資料」分類、整理、歸納，使之凝止於時間 流動之中，保留過去確確實實的記憶。檔案的搜集、編目與記錄必須恪守所屬機構的工作規章以及學術領域的邏輯，試圖從無序的萬事萬象中掌握過去，彷彿也就找到了知其所以又心安理得的依歸。

可是，不少檔案學學者均指出文獻徵集、整理檔案分類以及保存檔案記錄的過程，參與者無法保持客觀的立場，檔案保留的決非無庸置疑的「史實」、「事實」。近年檔案學更關注大眾如何使用檔案，檔案室如何演化成 知識及意義產生的場域。畢竟保存檔案資料、卻又任由它束之高閣，我們所保留的只是了無意義的零散資料、不痛不癢卻又無從探究的記憶。

可是，不少檔案學學者均指出文獻徵集、整理檔案分類以及保存檔案記錄的過程，參與者無法保持客觀的立場，檔案保留的決非無庸置疑的「史實」、「事實」。近年檔案學更關注大眾如何使用檔案，檔案室如何演化成知識及意義產生的場域。畢竟保存檔案資料、卻又任由它束之高閣，我們所保留的只是了無意義的零散資料、不痛不癢卻又無從探究的記憶。

一頭栽進文獻資料堆，藝術家李繼忠研究檔案文獻，試圖連結不同時空的人與事，發掘過去之於當下、之於我們的意義。與歷史學者職志相近，藝術家的研究旨在理解過去與現在的聯繫，重塑我們對於某一歷史事件的論述。可是，李繼忠的研究不同於歷史學的考據。歷史學者試圖接近真相、 理解世事變與不變的脈絡 ; 藝術家追尋的卻是時間的幽幽微光 —— 那些藏匿於時間縫隙、游離於記憶與遺忘邊緣，看不清摸不透卻又隱然透著七情六欲的生命之聲。歸根究底，李繼忠想要捕捉過去的吉光片羽，以其藝術語言訴說平凡小人物浮游於時間之流掙扎求存的故事。其個展「無法憶起 怎樣到達這裏」，對照 40 年代日軍忠靈塔與英女皇銅像的不同命運，重拾戰地香港的悲歡離合，反思人如何面對時代、面對制度崩壞與失常。

「要忘記的時候忘記， 人要作惡毋須理由。」

甫一踏進展場，一架投影機正吱吱嗄嗄低語，叨叨碎碎唸之間，吐出一幀又一幀磨蝕得灰敗的影像。一幢樓房聳立於山頂。衣冠簇擁，人人談笑風生。煙塵迸射，一磚一瓦頹然剝落潰崩。投影片段的右側，四幅黑白分明的圖片截取了影片的關鍵時刻 —— 漫天灰茫茫、人群圍觀、大樓倒下 …… 獨留一大块白，刷得畫面空空洞洞(圖一)。

圖一 《復還、繕修與進退維谷(忠靈塔)》，定格動畫投影裝置，2019。 李繼忠運用定格攝影的方式重現忠靈塔被炸的片段，質疑抹殺戰爭的記憶是否有助香港重建戰後新秩序。

藝術作品《復還、繕修與進退維谷(忠靈塔)》重現了一段戰後香港史 —— 一段血與汗的痛苦回憶。1941 年，日軍佔領香港，本擬矗立一座雄偉的忠靈塔，以居高臨下的氣勢壓得香港人再也抬不起頭。在設計師的構想中，塔身高 80 米，重約 900 噸，由大麻石砌成，方才配得起大和民族的威武。為求早日完成這一浩大工程，日軍脅迫香港人捐獻籌建資金，又強徵勞工沒日沒夜的運石拉石鑿石。忠靈塔紀念為國捐軀的忠誠，也宣示殺戮與勞役所漬染的帝國榮耀。1947 年 2 月，忠靈塔倒下，意味著港英政府以毀壞消解侵略者的威權，也順帶抹去香港被征服被壓迫的創痛。抹去 記憶，香港就從此走出戰爭的陰霾?誰又可以決定我們記得什麼、忘卻什麼?

這段往事藏於檔案處某一不為人知的錄像菲林。不知怎地，錄像竟然再也沒法放映。李繼忠以定格攝影重現過去，似要挽回這段屬於香港的回憶。 不過，作品所呈現的歷史片段畫質粗劣含糊，彷彿卡在記憶與遺忘的縫 隙，往事的因果由來盡皆七零八落。與其說藝術家意在召喚歷史的記憶， 倒不如說他更著意讓觀眾看見過去即將散失的黯然無聲。親歷過去的人總 得讓路給對歷史不甚了了的人，我們就任由一切煙消雲散?

「我的現在是他， 而過去是什麼?」

忠靈塔遭炸毀時，恰巧也是維多利亞女皇銅像重返香港之際。前者推崇死亡的榮耀，後者則對當權者歌功頌德。兩者看似毫無關連，李繼忠卻從其命運的交集，揭露出彼此俱為紀念碑的本質。女皇的榮耀何嘗不是建基於 殺戮與勞役、放任暴力與貪婪橫行?英國人又何嘗不是自恃一套「文明優劣論」，強行將自己的信仰、語言、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加諸於香港?

展場上，藝術家所複製的不是一尊我們熟見的歐式古典雕像，而是九件支離破碎的銅像殘件(圖二)。剝去其他華麗的裝飾，複製銅獅看來細小又馴良;就連向來傲視萬民的皇冠也置於視平線之下，失去了王權的莊嚴。

圖二 《女皇右手拿著的權杖》，銅雕像(局部)，2018。(李繼忠拍攝) 李繼忠「修復」了銅像殘件，令人回想日治時代香港的滄桑經歷，反思香港與殖民者的關係。

女皇不見了，剩下一截刮得破損的銅臂，根本無從辨識政治領袖的魅力。 顯然，李繼忠無意重現女皇銅像屹立於維多利亞城的威儀。在銅像所經歷的悠久歲月，藝術家更著意其損毀與修繕的過程，從中考察權力的榮枯盛衰。日治時代，原來的殖民者走了，另一殖民者又進駐香港。響應日本國內的獻銅運動，女皇銅像被掠走，有待重新鎔鑄成軍方物資。然而，日軍戰敗投降，盟軍從某一不見天日的兵器廠發現殘缺不全的銅像，遂將之運回香港。

鑽研當年的修繕清單，李繼忠揉合 3D 合成與傳統製銅技藝，重新修復銅像殘缺的部件，也試圖補完戰後銅像失而復得的歷史。殖民者維多利亞一 直佔據著香港的公共空間，究竟從未踏足此地的女皇對我們有何影響? 我們對於殖民地政府如何行使權力、如何分配資源又有多少認識? 藝術家的修復工程不在乎考究銅像殘件本來面貌，而在於呈現歷史詮述的失落 —— 檔案資料的闕如、我們對於殖民統治的過去所知甚少、政府對本地史與本地人身份的改造又再刪去所餘無幾的往事。放諸今天，香港如何遊走於過去與未來、發展與保育、全球與本土之間，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

如欲閱覽全文，請參考李繼忠新書《無法憶起 怎樣到達這裏》。

[1] 是次展覽，藝術家李繼忠採 用一段三頻錄像投影從不同 的人物的角度敍述日治時代的香港。其敍述既屬於平凡小人物的個人經歷，亦延展了藝術家對於時代、對於閱 讀歷史以至檔案與公眾關係的想法。本文的標題借用作品的敍述，試圖進一步詮釋 其引申的想像，從而討論作品，兼且略論有關歷史與檔案應用等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