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 ‧ Masters

不再在個人控制範圍

呂大樂教授

我曾經熟悉的樂觀情緒,似乎早已一點一滴流逝。

不久以前,絕大部份香港人還相信他們有機會改變人生,辛勞終會有所回報。有些人努力應付公開考試,通過教育制度而平步青雲;有些人從事小生意,諸如當街頭小販或開設家庭山寨廠。不論成功定義如何,很多人相信始終一天自己會踏上成功之途,而且「條條大路通羅馬」,機會不限於一種、兩種。當然,在現實中,不見得每個人都能達成目標。「成功是努力加上點點運氣」的說法,顯然是傳說多於現實。然而,他們眼見社會開放,的確是增加了他們的動力去加班、兼職、為了開展小生意而儲蓄。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我開始研究製造業中的家庭式作坊。我跟隨從事在家加工的女工,見證她們如何一邊在家裡工作賺取外快,一邊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我也向她們的僱主了解,為何當香港已成為了全球製造業的重要產地,卻仍使用外判這種最傳統的生產模式。我接觸的大部份受訪者都是家庭主婦,她們為了賺取一點點外快,於是在家從事生產工作,她們有的非常進取,成為工廠與其他外發女工的中間人,在大型屋邨協助廠商協調和安排生產(例如製衣)。這些中間人(俗稱「發頭」)勇於把握眼前機會,成為小型外判商,爭取大型工場的生產訂單,在社區中尋找鄰居幫工。她們生產的基礎很小,但卻可能有數十女工在區內幫手,各人處理工場外判的不同工序。這些女工非常靈活,又懂得變通,能夠適應不同季節的變動。完成論文後我再次探訪她們,發現有一些成功案例(雖然不多),但我遇到更多人付出不少血汗,卻始終無法攀升到企業家階級。她們各有故事,但她們回望自己所作努力,說來並不傷感。

曾幾何時,香港很多人都認為只要身兼多職,就可將儲蓄轉為營商資產。家人互相支援,解囊相助,實現計劃——例如支持長兄買下居屋,或者在社區經營小生意。如我所說,成功機會微乎其微,但在很多人眼中,改變人生的機會曾是伸手可及。

當時大眾鮮有提及「社會流動」。普羅大眾深信努力可以改變個人地位,日常對話鮮有觸及社會階級這個概念。所以,諷刺的是,當公眾開始討論和注意社會流動,愈來愈多人發現自己在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愈見渺茫時,他們也就再不相信香港社會開放和存在流動機會的說法。教育方面,憑學歷上流已因渠道擁擠而難有機會。香港的經濟結構重組,卻無法令結構多元,以致大部份就業機會集中在服務業,只有金融和銀行業、專業服務及商業才會被視為有前景的職業。家長及學生面對這種機會的結構,並沒跳出框框,另尋出路,反而服膺同一套遊戲規則(例如在知名大學取得學位),希望壓倒其他競爭對手。結果,在所謂熱門行業的競爭愈見激烈,甚至影響社會其他方面。壓力由勞動市場的競爭,滲透到大學入學,再到中學和小學教育,甚至是幼稚園收生。這壓力的連鎖反應,轉眼演變為構成恐慌的惡性循環:勞動市場的劇烈競爭,迫使本地家長提早預備,讓子女能夠面對在教育制度同樣劇烈的競爭。這無疑是一種位置性物品之間的競爭——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想超前,最後,所有人都害怕落後。

對自願或被迫選擇走上營商之路的人,中小企的情況同樣嚴峻。一九八零年代工業北移珠江三角洲,令經營小生意(例如外判加工)的機會日漸減少。當很多人繼續投入服務業創辦小生意(例如經營零售店或小餐館),高昂的成本(特別是租金)成為生存和擴張的最大挑戰。戰後香港曾以港人熱衷創業聞名令不同行業小公司湧現,現時,創辦小生意的動力日漸減低。

曾經,人們實踐社會流動,他們看見遠景並努力實現夢想,現在,社會流動已成為抽象概念,更嚴峻的是,愈來愈少人相信如此遠景是不論最後成功還是失敗,是個人可以努力和嘗試的目標。

呂大樂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